這樣的文化通才，前有大師無數(shù)，后恐來者寥寥了。
說起傅熹年，同學王世仁和王其明印象深刻的都是“家學淵源”。
王世仁是傅熹年住上下鋪的兄弟，大學時曾去過傅家。那時傅家已經(jīng)從“藏園”搬到西城區(qū)大覺胡同的一個小四合院里。傅熹年的祖父傅增湘曾任北洋教育總長，自號“藏園老人”，家中藏書萬千。王世仁記得，連門道里都堆滿了書，書房里滿墻都是書柜，放著“二十四史”等古籍。他印象深的是希特勒的水彩畫集子，全中國就這一本。
傅熹年的父親傅忠謨是玉石鑒賞家，1951年調到文化部文物局工作。當時文物局剛成立，不少人是從外地調來的，住集體宿舍，周末常到傅家聚會聊天。其中，張珩、徐邦達和傅家世交啟功等人都是精研古代書畫的。他們閑談間說的都是古書畫，有時還展開辯論。有一次說到宋徽宗的柳鴨蘆雁圖，張珩說柳鴨是真的、蘆雁是假的，徐邦達和啟功不同意，后來確實在蘆雁上發(fā)現(xiàn)了問題。

8月底，期巡回鑒定在北京啟動。在故宮博物院麗景軒鑒定書畫，以“文革”中的抄家文物為主。接下來，先后鑒定了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總店、中國歷史博物館、首都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館所藏書畫。
由于鑒定組大多是高齡老人，鑒定只在春秋兩季進行，每次三個月。《清明上河圖》《千里江山圖》等名畫當然也要過一下眼，過完就趕緊收了，這些都是早已公認的國寶。
1985年、1986年上半年，鑒定組移師上海。在上海，發(fā)生了較大的意見分歧。
上海博物館所藏元代名畫中，有一卷題為趙孟頫所繪《百尺梧桐軒圖》。此圖絹本，青綠設色，畫的是園居閑適之景。圖中一人便服閑坐在梧桐軒中，旁有一童子捧茗，一使者抱琴，高大的梧桐樹環(huán)繞四周。全圖筆法秀雅，設色工麗。畫后有周伯琦、張紳、倪瓚等七人的題詩，都是元末名家。對此畫是否為趙孟頫所畫，傅熹年提出了不同看法。

這是他次目睹此畫實物。他注意到，位于畫幅右上方的款識“吳興趙孟頫”筆法滯澀，且從構圖上看畫幅右方頗顯局促，因而認為畫作并非趙孟頫作品，而是經(jīng)過了剪裁，作者原款被裁去，“趙孟頫”的名字是后來添加的。
因為全國需鑒定的書畫作品很多，當時商定，鑒定組采取不爭論原則，將不同意見作為附注標注。謝辰生只負責協(xié)調工作，啟功沒有參加這次鑒定，參加的5個中，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3人同意這個意見。后的鑒定意見為，該畫為元人作品，但非趙孟頫所作。
鑒定組在沈陽工作時，也發(fā)生過較大爭論，尤其是對一些畫的年代分歧很大。
1986年后，徐邦達實際上不參加鑒定了，啟功也經(jīng)常不來，劉九庵和傅熹年不得不負起主要責任來，大量的反對意見都是他們倆簽署的。
傅熹年說，并不是每一位都堅持自己主持收購的書畫為真，徐邦達就很大度，他替故宮收進的字畫，如果鑒定組認為是假的，他也認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