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zhèn)位祀s。有的把題跋與繪畫割裂開來，重新補配，裝裱成卷，這樣就變成真畫假跋、假畫真跋兩件東西了。也有所謂“雨夾雪”的辦法，從一部冊頁或一堂屏條中，用偽品抽換一些，真真假假，借此來欺世牟利。更有在沒有題款的肖像畫上，無中生有，瞎造一個畫家的名字，題在上面，就是為某某（如曹雪芹）畫的像，還拼湊一些別人的題跋附在一起。凡此種種，我們都要仔細觀察，去偽存真，還其本來面目；否則，鑒定失誤，會給學術(shù)研究帶來很壞的影響。

由于時代風格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chǎn)物，因此，它在藝壇上具有支配力量，任何書畫家都要受到它的影響和制約。舉例來說，漢朝書法家陳遵，決不能寫出楷書來，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因為楷書要到唐朝顏真卿、柳公權(quán)時代才完全擺脫隸意，真正確立。中國繪畫史上赫赫有名的東晉顧愷之，是六朝三大畫家之一，可是從他的《女史箴圖》卷、《洛神賦圖》卷（都是早期摹本）來看，人物畫得不錯，山水卻很幼稚，畫樹像“伸臂布指”，畫水則“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比例也不恰當。這并不奇怪，因為東晉顧愷之時代，山水畫還沒有成熟。再如唐朝晚期孫位《竹林七賢圖》殘卷（舊題《高逸圖》卷），是現(xiàn)存國內(nèi)的浙江古代畫家中早一件珍品，人物描繪得非常生動，樹石卻并不高明，同樣也是這個道理。

時代風格的支配力量和制約作用，為我們鑒定書畫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只要我們把好時代風格關(guān)，大量偽品就在這道關(guān)口下露出了原形。
根據(jù)實踐經(jīng)驗，時代風格既按朝代又不按朝代。唐以前傳世作品絕少，且不談它。宋以后大致上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段落：宋、元、明前期、明中期、明晚期、明末清初（崇禎至順治年間）、康熙年間到乾隆年初、乾隆年初到嘉慶年間、道光年間、咸豐年間、同治年間到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1949年至今。
時代風格由各個時代書畫家的個人風格匯總而成。時代風格與個人風格是共性與個性的關(guān)系，沒有個性也就沒有共性，兩者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個人風格不能脫離時代風格，同時也看到書畫家在歷史上的能動作用。明朝王世貞《藝苑卮言》中說：“山水畫至大、小李（唐朝李思訓、李昭道父子）一變也，荊、關(guān)、董、巨（五代荊浩、關(guān)同、董源、巨然）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北宋兩位畫家）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南宋劉松年、李唐、馬遠、夏珪）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元朝黃公望、王蒙）又一變也?！边@里，既說明了山水畫從唐代到元代幾次重大變化，也指出了大小李、荊、關(guān)等14位畫家在畫風轉(zhuǎn)變過程中所作出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

學習鑒定書畫，要辨認各個時代書畫家的個人風格，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個別到一般，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逐步認識各個歷史時期的時代風格。
書畫家由于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地位、質(zhì)量情操、生活經(jīng)歷、師承淵源、審美觀點、創(chuàng)作實踐等各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的藝術(shù)風貌。
我國書畫藝術(shù)非常講究骨法用筆，辨認個人風格，筆法至關(guān)重要。每位書畫家執(zhí)筆運腕，落筆輕重緩急，用筆中鋒、偏鋒、圓轉(zhuǎn)、方折等，筆法各有特色。例如宋代四大書法家，按照當時米芾的說法，蔡襄勒字（用澀筆寫），蘇軾畫字（用筆重按），黃庭堅描字（用筆輕提慢寫），他本人是刷字（用筆快速書寫）。勒、畫、描、刷，說出了宋四家的筆法特點。

南宋 水墨《十六羅漢圖》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
至于印章（包括書畫家印章和鑒賞家、收藏家印章）、題跋、紙絹、裝潢、著錄等，有時也起到輔證作用，而在特定條件下，對斷代、斷人，還能起到?jīng)Q定作用。不過，總的來說，這些輔助依據(jù)畢竟還是次要的。過去有些人把印章、著錄等看成是辨真?zhèn)蔚闹饕罁?jù)，這是反客為主，容易失誤，有時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舉辦古代繪畫聯(lián)展，我們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謂明朝張瀚的《十六羅漢圖》卷。卷上有張瀚圖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間杭州翁嵩年題跋，定為明朝張瀚所作。其實，卷中羅漢、樹石的畫法，接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龍、虎的造型和筆法，與日本保存的牧溪《龍》《虎》二圖基本一致，這卷畫應(yīng)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張瀚是明朝嘉靖年間杭州人，官至吏部尚書，史傳上說他畫山水絕似元朝吳仲圭。無論時代、題材和技法，都與《十六羅漢圖》卷對不起頭來。畫卷上張瀚圖章當是收藏印，翁嵩年鑒定不確。我們把明畫改定為宋畫，公開展出，得到了學術(shù)界承認，主要就是依據(jù)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1949年以來，浙江發(fā)現(xiàn)宋畫不過幾件，這卷宋畫，我們?nèi)绻孕庞≌潞颓叭祟}跋，勢必沿襲舊誤，仍把它當成明畫，給工作帶來損失?？傊?，鑒定書畫主要把好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關(guān)，這是經(jīng)過反復實踐，從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中得出來的結(jié)論。

除了“鑒”以外，有時為了辨真?zhèn)危€得借助于書畫家傳記、書畫著錄、有關(guān)詩文、歷史知識、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證。我曾先后見過兩本一模一樣的明朝徐渭寫的《金剛經(jīng)冊》，署款：“萬歷二年歲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長徐渭奉母命沐手敬書?！鄙约涌甲C，漏洞百出。萬歷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歲時嫡母卒，四十八歲時生母卒，萬歷二年徐渭已五十二歲，嫡母、生母早已去世，豈有再“奉母命沐手敬書”的道理。當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時囑咐而寫，但根據(jù)時代風格、個人風格以及印章、紙質(zhì)等來判斷，這兩本字冊肯定是偽品，或即是紹興本地區(qū)的假貨——“紹片”。又見清朝初年畫家蕭云從山水冊，自題作于康熙戊午，而蕭云從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絕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來作畫。書畫家的生卒年代，對于鑒定書畫真?zhèn)畏浅Ｓ杏?，但要注意：一是史傳的可靠性。就浙江歷代畫家而論，王冕、陳洪綬、金農(nóng)、錢杜、費丹旭、任熊、任頤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書記載有錯誤。二要考慮書畫家本人有寫錯干支的可能性。我們不能孤立地認為干支寫錯，書畫必偽，要善于用聯(lián)系的觀點，多方面進行審查，有了把握，再下結(jié)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