爐蓋上踏在水波紋之中的龍馬背部以點線構成奇特圖案和爐腰部的神龜，正是《周易·系辭》所說的“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的寓意?？追f達疏引，《尚書中侯·握河記》稱“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于河”，《尚書·洪范》：“天乃賜禹，洪范九疇”——傳說三皇之一的伏羲就是依據(jù)孟河中躍出的龍馬背部的圖形畫出了八卦，而禹根據(jù)龜背上的“文”成就了“九類常道”進而造福于黎民。

我在撰寫《尋訪中華名窯》一書時，曾到介休窯考察，它位于晉中洪山鎮(zhèn)，1957年搞農田水利時被偶然發(fā)現(xiàn)。認為介休窯的白瓷燒制水平、燒造規(guī)模、歷史影響略遜于定窯，但它燒造的器物白度較高，經科學測試為78.3℃，胎質細膩，透亮堅硬，敲擊聲音清脆，燒造溫度應在1300℃左右，幾乎可與現(xiàn)代白瓷媲美。具有“小家碧玉”的風范。

此器與青海省博物館藏“大明永樂年制”款銅爐器形相似。其形體碩大，青花色澤濃艷，暈散明顯，凝結的黑斑密布于紋飾中。紋飾寓意江山永固。能夠燒造如此有氣魄、紋飾精美的瓷器，反映出當時景德鎮(zhèn)窯工高超的制瓷技藝。

在人們的生活習慣上認為香爐大的功能，便是一件敬佛或是祭祖的禮器。其實香爐也是文人雅士的心愛之物，置于廳堂或擺于書房案頭，讀書時點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紅袖添香夜讀書”的美妙意境。靈性的香爐賦予人們更多的生命靈性，它穿越時光隧道，追逐并領略博大深遠的歷史文化。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與本土文化發(fā)生關系，逐漸改變自己的面貌，融入到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里，儒佛道三位一體形成華夏文化主流。魏晉時，人們以老莊解釋佛教，東晉以后佛學又與玄學趨于合流，深為士大夫們所欣賞。

直到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立地位連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響一并如日中天，特別是禪宗初祖達摩東渡來華，中國禪宗由此肇始。各地造佛修寺蔚然成風，作為祭祀禮器的香爐已被普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