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些書畫家的生卒時間等問題,在過去的文獻中,有的沒有記載,有的記載不夠真確,這樣,作品本身就變成了手材料,它能補充文獻的不足或糾正文獻的錯誤。
例如:有些書畫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shù)水平,但在文獻上根本就查不到這位畫家,更談不上弄清他的字號、籍貫、生卒時間、藝術(shù)專長和主要活動了。這樣的例子是相當(dāng)多的。
又如:宋代趙孟堅(子固)的生卒時間,許多文獻記載為生于南宋慶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貞元年乙未(1295),97歲。有人對此有懷疑,但一直未能解決。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載了蔣天格同志對這個問題的考證文章,推算出大約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還沒有作出肯定的結(jié)論。我們根據(jù)趙孟堅的朋友顧光題趙氏《水仙》卷詩,中有"甲子須臾事,蓬來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說出趙孟堅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時年65歲。這樣就解決了多年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
文史知識
歷代帝王年號、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往往起著相當(dāng)重要的作用。
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jié)時,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個皇帝死了,又換了個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換了年號,也有些當(dāng)年并沒有改元,依然沿用舊的年號。例如: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是萬歷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僅一個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為天啟。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萬歷只有47年,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檢(毅宗)是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
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邏輯的,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則不符合邏輯,是有問題的。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崇禎年號的書畫款,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同樣是符合邏輯的,例如:楊鉉《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卷的款寫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這是無可懷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以為崇禎只有16年,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
又如:約50年前,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畫得很好,落款字數(shù)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潔,所以有人要買。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寫后一筆,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沒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對于鑒別書畫的真?zhèn)危灿邢喈?dāng)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識不多,那么,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zhèn)螖噱e。
怎樣從裝裱形式來辨別書畫的真?zhèn)?br />
裝裱與書畫本身的關(guān)系要間接一些,但有時也可作為鑒定書畫的有力佐證。各個時代的綾、錦,其花紋、色澤多不相同,裝裱的式樣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蓋在裱件的接縫上,這就必然同裝裱形式有密切的關(guān)系。如的宋“宣和裝”,故宮博物館藏的梁師閔《蘆汀密雪圖》是個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綾,前、后隔水用黃絹,白麻箋作拖尾,連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間蓋“御書”葫蘆印,前隔水與本身之間蓋雙龍璽及年號璽各一,本身與后隔水之間蓋年號璽二,拖尾上蓋“內(nèi)府圖書之印”,共用七璽?!靶脱b”雖有例外,但這是比較標(biāo)準(zhǔn)的格式。不少贗跡上的偽宣和璽,往往是漫無規(guī)律,亂打亂蓋。金章宗也用七璽,染清標(biāo)常在前、后隔水上用兩印。乾隆用五璽、七璽、八璽、十三璽不等。這些都各有他們的習(xí)慣。
裱工的一般情況是清中葉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較細;嘉、道以后拖尾長,卷子就粗了。民間裱工南北傳授不同,手法亦異。熟悉了以后,幾種有特點的裝裱不用打開書畫便能知道是何時、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
舊時北京的裝裱匠人,手藝相當(dāng)高超,舊書畫雖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幾乎一吹即散,仍能裝裱如原裝。這類不太完整的書畫經(jīng)裝裱后,如果懸掛或正視,都不會看出有什么破綻。如果向陽處由背面看,則原形畢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裝在鏡框之內(nèi)的書畫,就一定要特別注意。
也有的作偽者采取金蟬脫殼的辦法,保留原裝裱,挖出書畫本身將偽本嵌裱進去。鑒別這類書畫,則不能僅憑裝裱來斷定其真?zhèn)瘟恕?br/>
曾經(jīng)有位藏家花大價錢買了一幅宋朝的古畫。一般人來看,確實是宋朝的畫,但仔細研究會發(fā)現(xiàn)那件東西純粹是拿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的。造假者把各種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組成了一幅新的畫,還冠以出自名家之手,蒙了很多人。現(xiàn)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把古畫拼接、嫁接、挪位,很有隱蔽性。從繪畫材料上鑒定書畫真?zhèn)?003年10月5日下午,我應(yīng)海南收藏家協(xié)會何翔先生之約做現(xiàn)場書畫鑒定。當(dāng)場有一位收藏家拿著三幅古畫求鑒,一副為清林舒的《山水圖》,另幅為日本畫《花鳥圖,第三幅是清方琮的《山水圖》條幅,長約四尺,寬約1尺2寸,絹本,淺設(shè)色。本畫所用材料為粗絹,裝裱材料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綾。山水風(fēng)格有唐伯虎格調(diào),但屬筆觸較之粗獷的大斧劈皴。畫之上端留空也較大左下角有小楷書“臣,方琮恭繪”,數(shù)字,后鈐小印兩方。初視之,印象不真。